美體小舖（THE BODY SHOP）台灣區創辦人黃慧娟，於疫情警戒降級當日前往台北市「法漾診所」，停留近兩小時後突然休克昏迷，送醫後宣告不治。事後調查發現，診所負責人傅仰曄與護理師林庭玉均不具醫師資格，卻執行侵入性醫美療程，事後更遺棄黃慧娟病歷、偽造病歷給家屬，涉犯違反醫師法、業務文書登載不實等犯罪均遭起訴。

兩年前，刑事一審法院認定兩人無照行醫，並指出其於案發後滅證、說詞反覆不實、試圖卸責，犯後態度惡劣，分別判處傅仰曄2年8月、林庭玉2年6月徒刑，一審判決指出案發當日，急診醫師即發現黃慧娟臉部疑有侵入性治療痕跡；法漾診所內也遺留數十瓶已使用過的肉毒桿菌藥瓶。黃慧娟生前曾以通訊軟體向傅仰曄詢問並預約施打肉毒。更關鍵的是，第一時間的報案錄音中，林庭玉親口提及黃慧娟是來做醫美，「做完後」才發生異狀，甚至曾對其施打靜脈注射（IV）。

然而，刑事二審，由吳炳桂法官接手後，歷時兩年、八次準備程序，卻被家屬質疑「程序很多，實質調查卻很少」。家屬指出，多次開庭中，法官反覆詢問是否願意與被告和解，甚至在被告已表明僅爭執量刑、不再全面否認一審事實的情況下，仍主動向家屬提及「修復式司法」的可能性。家屬拒絕後，法官甚至當庭向被告表示，和解或調解「對刑期都有幫助」。

相較之下，對於死因鑑定、醫療行為細節、病歷內容爭議等關鍵問題，卻未見同等積極的調查行動。檢察官曾提出併案聲請，家屬律師亦多次請求釐清死亡原因，相關聲請卻未獲實質回應。

更令家屬心寒的是，法官曾當庭低聲抱怨案件被「開到開花」、「本來很簡單」，言下之意彷彿暗示，案件之所以複雜，並非因為涉及一條人命，而是因為調查被「做得太多」。

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準備程序的目的本就不是為了「簡化案件」，而是為了避免審判流於形式。然而在實務上，部分法官面對複雜案件時，可能傾向縮減調查範圍，以降低審理負擔，結果反而讓重大爭點被草率帶過。

當刑事審判把重心放在「是否和解」，而非「發生了什麼事」，被害人與社會自然會產生疑問：司法究竟是在處理衝突，還是在追求真相？

這起案件所引發的爭議，不只是程序安排的問題，更是對刑事審判角色定位的深層質疑。當一條人命在層層程序中被消磨殆盡，留下的，只會是對司法冷漠與不信任的累積。（圖／黃慧娟家屬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