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被害人家屬而言，走進司法程序本身就是一場漫長且痛苦的歷程。然而在這起醫美命案中，家屬所承受的，並不只是失去親人的悲傷，還包括在制度中一次次被排除、被忽視的無力感。

四年前，美體小舖（THE BODY SHOP）台灣區創辦人黃慧娟在「法漾診所」休克昏迷，送醫不治。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，礙於偵查不公開，家屬選擇提告，並非為了金錢，而是希望釐清母親的死亡真相，讓責任歸責於該負責的人。

然而在刑事二審過程中，家屬卻發現，自己幾乎沒有實質參與空間。檢察官曾聲請將當日醫療行為所涉的過失致死罪併案審理，理由是依法應一體評價犯罪行為。依據現行《刑事訴訟法》，被害人或其家屬亦可依法聲請訴訟參與，協助釐清事實。但法官吳炳桂連續八次開庭，對被害人家屬，卻只多問是否願意和解態度，甚至一度庭後抱怨，本來很簡單，卻案件開花，令人費解。

法院對併案聲請拖延近一年後，最終法官吳炳桂裁定駁回，隔日再以「未併案」為由，駁回被害人訴訟參與聲請。整個過程中，法院未實質調查死因，也相關裁定依法不得抗告，等同直接封死家屬發聲的管道。

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指出，「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」的立法目的，在於補足傳統刑事訴訟中對被害人角色的忽視，讓其得以在有限範圍內協助釐清事實、表達意見。但在實務上，仍可見部分法院法官對此制度採取保守甚至排斥態度，擔心增加審理負擔。

對死亡案件之被害者家屬而言，這樣的制度落差，讓他們在失去親人之後，又再度失去參與正義的機會。當刑事司法無法讓被害人感到被尊重，即便判決形式上合法，卻難以撫平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。（圖／黃慧娟家屬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