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新聞｜新聞策劃編輯部
霹靂舞（Breaking）在2024巴黎奧運成為競技項目，讓原本屬於街頭的文化被推上世界舞台。台灣代表選手孫振站上奧運賽場，也讓台灣嘻哈文化在國際觀眾面前亮起新的位置；而在聚光燈之外，更多站在街舞現場的舞者、教練、孩子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參與這場文化的進行式。
這不是一個靠運氣被看見的時代，而是一個靠「肢體語言辯論」累積而成的時代；如同孫振對霹靂舞的定義，比的不只是招式，而是態度、語彙、文化底蘊，也是與自我的辯論。
在台灣，來自不同世代的頂尖力量，正在匯聚著，他們不僅要將台灣B-boys、B-girls送上國際舞台，更要梳理出這股源自街頭的文化，如何完成從「抄招」到「詞彙累積」、從「壁壘」到「團結」的蛻變。
從「抄招」開始 台灣霹靂舞的街頭萌芽與高牆
「台灣的嘻哈確實是在走別人的後路。」回憶台灣街舞的起點，台灣霹靂舞界傳奇人物、現任台北市霹靂舞協會理事長黃柏青表示，早在1983年就有前輩透過錄影帶、引進動作，但真正引爆台灣街舞風潮的，是1992年L.A. BOYZ的出現，看到黃皮膚、黑頭髮的同胞，也能跳得和黑人一樣好，啟發無數年輕世代投入。
在那個資訊匱乏，「抄招」是入門的必然過程，舞者之間的競爭關係，比現在更直接、更原始。
「早期文化有點像幫派，吵架、鬥氣、圍牆很高，練舞的時候大家都關起門來，深怕被看光招式。」黃柏青坦言，當時的訓練多以團隊性出發，大家學同一套，誰若能帶來一個獨特的動作，就可能稱霸全台，因為「別人沒看過、不知怎麼練」。
從小在街頭長大的B-boy Aya，也見證這段歷史，表示當年大家只學到表面的「很酷、很帥、很兇有態度」，卻不理解背後的文化脈絡。
另一位B-boy 阿鐘的霹靂舞旅程，從2002年的暑假開始，「那時候ENERGY的〈拉麵道〉MV裡，牛奶做了一個單手轉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叫什麼，只覺得太酷了。」對於當時的阿鐘來說，以前有空地就能練，在公園、在建築物間的柏油地，只要能動就是練習場。
直到遇見板橋車站，他才第一次感覺自己真正踏進霹靂舞的世界，那時的板橋車站還沒有高鐵，空間巨大、流量少，變成台灣最重要的街舞聖地之一，「你可以想像現在車站一樓全是舞者，大家在那邊轉、翻、跑步、練地板。」阿鐘笑說。
在原始狂野之後 第一代舞者的自學與覺醒
當時台灣的霹靂舞，既原始、也狂野，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台灣第一代霹靂舞者練出極強的自學能力、求生本能與表演性格，但隨著舞蹈經驗累積，許多舞者開始意識到，光靠複製是走不遠的。
黃柏青回憶，「那個年代大家都跳排舞，很少有個人的段落，因為資訊太少。你知道一些詞彙就能稱霸很久。」但真正的轉變，是當他發現「身體詞彙」不只是動作、而是語言，每個人都要練出自己的句子。
霹靂舞的詞彙，來自音樂、身體、文化背景，甚至來自舞者的生活經驗，這讓舞者之間的差異逐漸浮現，有人擅長大地板，有人擅長即興，有人擅長流動。
「要融入個人特色，跳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風格，舞者身上必須累積『很強大的技術與時間累積』，擁有足夠的『身體詞彙』與技能可能性，才能塞進個性與特色。」黃柏青的一番話，是台灣霹靂舞下一個時代的註解，也是從「模仿」到「內化」的重要轉折。
年輕世代崛起的「舞魂」 競技場的新希望
近20年，台灣霹靂舞的學習模式，也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新一代的舞者與上一代不同，他們起步更早，資訊更快、更完整。
10歲的台灣童星級霹靂舞者B-boy NANA（林李納），被問到跳霹靂舞最開心的是什麼？他想了想說「學會一個新東西、練很久突然成功，很開心。」他第一次愛上霹靂舞，是5歲時看到日本團體的頭轉，「那時候覺得很帥，就開始了，也沒考慮危不危險，那時候也不知道。」他也大方承認，原本純粹只是「帥」。
跟很多家長一樣，他的父母一開始也會擔心，但既然要學，就不要半途而廢；NANA說「我跟我爸說想學頭轉，他點頭說好呀，就帶我去學。爸媽特別強調，決定開始就不能輕易放棄。」
每天練3到5小時是基本，累了就休息、休息完繼續，對10歲小孩來說並不簡單，至今他已征戰過日、韓、美、法、瑞士等世界各地國際賽事，更是法國霹靂舞世界大賽、韓國BBIC國際街舞賽事冠軍，也讓他真正感覺自己「站在世界面前」。
B-girls Elsa（李軒綾）則像是另一種反差，看起來瘦瘦、害羞，但一上場就是「拋物系」的B-Girl，她一開始接觸的是Hiphop，後來才改主修霹靂舞；而霹靂舞真正吸引她的，是那些在多數人眼裡很危險的動作，「頭轉、拋，旋轉類，女生做很帥！」Elsa說。
而Elsa的「招牌」技能，是非常吃痛的「雙肘上」，用雙手肘撐起整個身體，在半空中停住，少數人願意花時間去練。
家人一開始也不曉得Elsa在做什麼，只覺得她「在地板上滾來滾去」，而真正開始用力支持她的，反而是出國比賽後；她6歲後幾乎每一次搭飛機都是為了比賽；當被問到最喜歡哪個國家時，她選擇韓國，因為「比賽氣氛很嗨，出場就有人歡呼，不像台灣比較冷靜，自己歡呼台下沒跟就很尷尬。」
Elsa提到，2025年3月去韓國比一場Freestyle，那場有一百多人參加，雖然天氣很冷，她沒做好熱身，卻玩得非常盡興，交到很多朋友，最後拿到第2名，「Freestyle的對手可能是Hiphop、Locking、Waacking；大家看不懂彼此在做什麼，反而比較放得開。」
從街頭到奧運 台灣霹靂舞的體系化革命
在霹靂舞踏入奧運殿堂的關鍵時刻，台灣如何將過去以「舞團」和「地域」的街舞力量，有效整合成征戰國際的國家隊體系？永齡基金會的「永齡霹靂舞銘日之馨計畫」，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，有明確目標的訓練，也取代過往的土法煉鋼。
在新體制下，訓練變得高度分工，頂尖選手NANA在技術上已有目共睹，也正走在技藝與個性內化的過程中，他坦言，現在的難點在於Toprock（搖滾步）、Transition（排腿與串連），這些都需要強大的音樂性。
B-boy Aya正是NANA的排腿與律動的教練，他為NANA設計的訓練不僅是動作，更著重「舞蹈成熟度與音樂性」，要讓他跳起來看起來像大人。
他坦言，在教學過程充滿掙扎，「好幾次NANA上完課哭，我回家走在路上也哭」但他堅持用影像對比、提問、鼓勵的方式，避免填鴨式教學，讓NANA從童年就開始學習「表達自我」。
專業舞者最終的不可取代性，不在於炸招有多強，而在於「舞蹈的藝術價值與個性融合」，當被問到何時能擁有自己的風格時，NANA想一想、緩緩說「我覺得14、15歲有個性的時候，可能會找到。」
Elsa則專攻極為消耗體力的拋物 (Powermove)，她是台灣少數持續在這塊領域努力的B-Girl；因為永齡計劃、擔任Elsa的大地板教練阿鐘指出，拋物就像古代練功，需要大量時間練習，但「會就是會，不會就是不會」，沒有勉強湊合的空間。
在男女評分標準一致的競技場上，B-Girl常面臨是否要模仿B-Boy、追求難度與爆發力的選擇。阿鐘認為，教練的功力在於因材施教，若一味追求難度，可能犧牲掉女性自身特有的「角度、舞蹈性」，他強調「男女的帥不同調」，女生有自己的身段與帥度，不該只被難度塞滿，而應培養自身風格。
Elsa的選擇，正是這種「風格辯證」的最佳寫照，雖然專攻大地板，也堅持走「在意軌道、追求美感」的拋物路線，這是失誤率相對高、但畫面極為優美的流派；她所崇拜的偶像，是堅持「慢且穩」風格的B-Girl Nicka，並形容「Nicka的風格比較慢，明知時代要快，仍保持自我，不受影響。」
短短一句話，體現新生代舞者在追求競技成績的同時，對個人辨識度與藝術性的堅持，在競技氛圍相對「冷靜」的台灣，Elsa期許自己邁向「開心系」風格的舞風，去感染和帶動周遭，這也是技巧之外的風格挑戰。
跨團體聯手、火炬傳遞中 舞出未來的「台灣味」
在台灣，將不同舞團、不同流派的頂尖教練匯聚一堂，共同訓練國家級種子選手，在過去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，而這正是「永齡霹靂舞銘日之馨計畫」的核心意義。
無論是在中正紀念堂、板橋車站，還是在永齡的練習場裡，這群舞者常常講一句話「不是Kicking（踢倒前人），是Passing the torch（把火炬傳下去）。」
對Aya來說，這個火炬，是讓孩子既看見運動科學、也看見街頭文化的橋樑。「我最不喜歡把運動比賽與文化對立。」他希望孩子們既能在奧運系統中，理解分數、體能、訓練，也能在公園派對裡學會聽音樂、尊重場上的每一個舞者。
對黃柏青來說，這個火炬，是一個公平、專業、團結的體制，他特別強調「拿到資源，不代表就是一哥一姐該被供著，出國競爭力才是重點。」進國訓領薪水就該好好練，「成績往後掉就要換人，這是機制。」在他眼裡，有「永齡霹靂舞銘日之馨計畫」把人帶上世界舞台，讓他們「在世界發光、帶動後進」。
對阿鐘來說，這個火炬，是一條很具體的練功路，教會孩子怎麼熱身、怎麼練拋物、怎麼在困難動作和自身風格之間選擇，「如果當年遇到挫折時，我選擇逃避，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。」他也不斷在提醒學生，也提醒自己，舞蹈走久會變成人生態度，那是一種面對現實、迎上去的方式。
「最後會回到我們身上，他們（新生代舞者）變強，老師群、表演者、整個圈子都受惠，霹靂舞更被普羅大眾接受。」
對於NANA和Elsa這樣的新生代而言，他們的舞動軌跡，是前輩用血汗開拓的成果。NANA在痛苦的訓練中尋找個性，只為讓自己的肢體語言更加成熟；Elsa在國際場上感受到歡呼，也渴望將這種熱情帶回台灣。
談到台灣霹靂舞的未來發展，柏青認為已經得到「較公平的起跑點」，而在「永齡霹靂舞銘日之馨計畫」之下，前輩們將經驗傳承出去，現在火炬已傳到新生代手中；這場從街頭跳上競技場的旅程仍在持續，台灣B-boys、B-girls在每一場世界舞台，都持續為台灣的肢體語言，找到它在世界上的定位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舞動未來／從街頭跳進奧運 台灣霹靂舞的轉型軌跡與世代火炬
